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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趣味是中华文化的名片

来源:光明网发布时间:2018-04-08 18:57:47编辑:f8848

中国趣味是中华文化的名片

【编书者说】

中国趣味是中华文化的名片

——探寻中国文学趣味四十年

作者:郭英德(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
  我总是有一种想法:不管做学术还是生活,都要讲究趣味。现在咱们用得更多的一个词是“幸福”,幸福指数是精神感觉,具体到行为上可能是一种趣味。对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来说,为了获得做学术的幸福感,会更多地凭着自己的兴趣选择某些课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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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探寻中国趣味——中国古代文学之历史文化思考》郭英德 著 商务印书馆

  从事古代文学研究,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

  选择中国古代文学研究,对我来说是个偶然。我是78级的大学生。今年是恢复高考的重要纪念年头,因为40年了,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重要的标志。从中央领导人到各地的著名人物,77级、78级的占了很大比重,虽然很快会退出历史舞台,但毕竟恢复高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。在大学,我一开始没有选择古代文学,其中有种种原因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“封资修”的批评影响太大了,觉得古代是封建主义。虽然资本主义、修正主义也不行,但是异域文化的新鲜感对当时的大学生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,所以我想选择西方文学或比较文学。最后还是确定做古代文学研究,发现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。这有很多原因,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“中国趣味”,因为中国人更能够体会中国趣味、更能够欣赏中国趣味,而且中国趣味是中华文化的名片,同时也代表一种文化的精神。

  我在新书《探寻中国趣味——中国古代文学之历史文化思考》中提出,中华民族的文化如果想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,就应该在众声喧哗的世界文化中保持自身独特的声音,在五彩缤纷的世界图景中突显自身迷人的姿态,在各具风姿的世界思想中彰显自身特殊的精神。20世纪以来,经过一百多年几代学人的努力,中华文化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方面、在突显自己的姿态方面,有了一定的地位、一定的影响,但是在彰显自己的精神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  为了探寻中华文化趣味,我这几十年来做了很大努力。我总觉得从事中国古代文学、中国古代文化研究,应该有个最基本的旨趣,就是从历史文化时空交织的角度去探寻中国趣味。所以我提出探寻中国趣味的三个向度,这三个向度是互相交融的:一是历史的向度,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毕竟是一种历史现象,从历史现象角度来说要侧重于中国趣味的广度研究,这个广度包括时间的绵长和地域的开阔;二是心理的向度,因为毕竟中国趣味是体现于人心之中的,靠人加以体现,所以这是一个深度的研究;三是文本的向度,研究古代文学是面向古代文献、古代文本,所以文本的解读、文献的考索是最基本的工作,这种文本、文献是广义的,不仅仅是写在纸张上的,也包括不写在纸张上的文本和文献。学术研究到最后,不是拼你花的时间有多少,也不是拼你有多聪明,可能最后要考验你读书的数量、读书的程度,读书不仅要读得多,而且要读得泛,知识积累、知识感悟的程度起着最终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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汤显祖像。资料图片

  从历史文化时空交织的角度,探寻中国古代文学的趣味

  我这本书分四个大的板块:

  第一是对文学史学的思考。因为20世纪以来对文学史的研究,所以形成了新的学问叫“文学史学”。有文学就有文学史,但对文学史理性的认识相对滞后,而且比较完整的、比较系统的、数量大的、丰富的文学史认识就更晚,主要是在20世纪以后。100多年以来,对20世纪文学史的研究应该有一种反思、思考,这是我这本书的第一部分,包括对国内研究的思考和对海外研究的思考。

  第二是历史的向度。我给它起的名叫“文学史论”,“文学史论”是现在研究的一个热点,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学术潮流,尤其是研究历史的、研究文学的、研究思想的潮流体现出一个特点,就是在非常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来阅读、阐释中国古代文学。这种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包括政治、经济、生活、宗教、学术、教育、民俗等各个方面,是多维度的、丰富的视角。我经常说研究文学的人仅仅读文学作品是远远不够的,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,应该以社会为读本。而且这个社会的构成是非常丰富的,我们用的词是“社会文化语境”。“语境”就是说话背后的环境,或者能够支持你说话的基础,在这样的语境下来言说中国古代文学,可能更准确、更深入地把握文学的真谛。这是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,跟本书副标题也是吻合的,就是在历史文化语境中探寻古代文学的中国趣味。

  这部分研究包括两方面:一方面是大的审美风貌、大的文化趋向或者文化潮流背景下的文学研究,包括对宋代文学的思考,对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思考,对传奇戏曲兴起背景的探讨。还有一方面是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具体的社会现象之间关系的研究,因为关系很重要,人生在关系之中。比如美国著名哲学家、北大博睿讲座教授安乐哲,他特别谈到中国文化、中国思想最核心的东西是关系。它和西方文化、西方思想最大的区别是,西方文化、西方思想更多是讲个体,是一个元素、一个要素,而咱们更多是讲关系、讲网络,他认为关系才是切近人的本质、社会的本质的焦点。从这个关系中看文学会对咱们有很多启发。所以我在文学和学术的关系、文学和教育的关系、文学和传播的关系、文学和出版的关系等问题上做了探讨。

  第三是心理的向度。心理向度的提出跟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思考有密切关系,我们那时不仅仅思考中国文化的问题,而且更多更深地思考中国文化养育或者养成的人的问题。像鲁迅提出的“救救孩子”的观点,以及有关“国民性”的启蒙思想,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。当然,要启蒙大众,更多地还是启蒙自己。所以我们对人感兴趣,对心态感兴趣,当时有很多关于文化的论著和论文,有很多关于文人心态的论著和论文。在这个思潮下,我们当时有个课题叫作“古代文人心态”,所以我就做了汤显祖、蒲松龄等著名文学作家的心态探讨、个案探讨。现在看来,那时的探讨带着尖锐的、批判的眼光,应该多一些“理解的同情”或“同情的理解”。但20世纪80年代对人的苛求、对精神的苛求,现在看来还是很值得称赏的。因为人毕竟要有一种理想的状态,要有追求。做一个有理想的人、做一个有追求的人、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、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,我们心向往之,也是不断自我反思的过程。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,中国当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成熟了很多,也世故了很多。90年代以后,那种尖锐的反思少了,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,于是我有了其他几篇关于顾炎武、黄宗羲等人的文章。我觉得,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思考,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锐气,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趣味,不同的年龄可以写成不同的文章,而且只有在不同的年龄才能写出不同的文章。诗人老了也许还能保持童趣、童心,但学者随着年龄的增长,更多的是更老成了。

  第四是文本的向度。文学史是由一个一个文本构成的,过去讲“作品”不太合适,可能更准确地讲,文学史是文本构成的历史,没有文本就没有文学的历史,甚至没有文本就没有作家。在这个意义上文本研究非常重要,文本的研究,我在这本书里选的是文体的研究,文体是文本的集合体。个别文本的解读文章,我也写了很多,因为传统的看法,这是属于鉴赏层面的,所以没有收录到这本书里。收入这本书里的是文本向度的文体研究,一方面是文体理论的研究,另一方面是文体本体的研究。我在文体理论方面的主要著作是《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》。其实,我更感兴趣的是文体的本体研究,因为它更侧重于历史文化的思考,文体的本体研究跟当时文体的产生、演变的历史和社会关系更为密切,这也是我研究的侧重点。我写了一些文章,包括对戏曲小说叙事性的探讨,也包括对散文的一些文体的探讨。现在我更多地侧重于古代散文的研究。散文的文体非常丰富,从文体研究的角度切入散文研究可以有很多新的发现,这样的发现可以指向中国文化的内在真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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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兰竹图》[清] 郑燮 上海博物馆藏

  两种完全不同的趋向研究

  探寻中国古代文学的趣味,要关注特定时代的文学风貌、特定作家的文化心态和特定作品的文体特征,这三方面也是老生常谈。但在这三方面研究中深入一步,去发现内在的中国趣味,尤其是把中国趣味放在世界文化、世界学术的背景下进行思考,这是我们过去一直努力将来也会继续努力的方向和课题。

  我的这些探讨不成体系,因为我做学问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趋向,一种趋向是抓住一个课题以后一直穷追猛打地做下去,在戏曲研究、传奇研究方面做得比较多;另外一种趋向是凭兴趣,东一拳西一脚,一些点的东西比较多,一些探索的东西比较多。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调剂。我经常跟学生谈起这个事,做大量研究的学问累了,就跳出来看看电视、看看电影、写写书评、读读小说,写写别的领域、别的趣味的文章,调剂一下,对自己的整体研究有好处。因为历史的构成是丰富多彩的,所以应该有多种向度。

  (本文据作者在清华大学 “邺架轩·作者面对面”活动中的讲话整理而成)

  《光明日报》( 2018年04月08日 08版)

[责任编辑:邱亭]